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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的治学之道

来源: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:2021-10-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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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(1837—1909年),字孝达,号香涛,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,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并称“晚清中兴四大名臣”。张之洞好学善思,学问渊博,除儒家经传以外,诸子百家皆得其要领。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,一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兴办教育,创建书院和学堂,倡导经世致用的“实学”,为近代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。张之洞在为诸生所写的教戒之语《輶轩语》中提出“读书期于明理,明理归于致用”的主张,提倡通经致用。张之洞主张的读书治学的方法和原则,在今天看来,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非博不通,非专不精

做学问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。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期间,在创建尊经书院时提出“非博不通,非专不精”的治学方法。“览虽宜博,欲求精熟,则亦贵专攻”。非博不能通,非专不能精,关键在先博后约。

广博与精深是读书治学的不二法门。广泛阅读,兼收并蓄,然后在博学的基础上再专攻一门,方能“期于必成”。张之洞学问渊博,经、史、子、集皆有涉猎。他认为经学、史学、小学、地理、算术、经济、诗词、古文等无论何种学问,先须多见多闻,再言心得。“若株守坊本讲章一部、兔园册子数帙,而云致知穷理、好学能文,世无其理。”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,广泛涉猎,以广根基,有用之书不可不见。但是,“天下书,老死读不可遍”,且人各有能、有不能,性各有近、有不近,能达到样样精通,“无所不通者”,没有几人。因此,张之洞又提出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,立志要为何种学问,专求其一,“择而为之”,正如《论语·子张》中子夏所言,要“博学而笃志”。先博览群书,再专心致志将专门之书研究详明,融会贯通,而后在此基础上“博综群籍”,研读有关参考书,“如是,则有涯涘可穷矣”,才能真正精通此专门之学,达到精深的程度。

读书贵精熟不贵贪多,贵持之以恒不贵速达,贵精读深思不贵广泛涉猎,贵理解吃透不贵死记硬背。张之洞强调“书不贵多,贵真过目;不贵猛,贵有恒;不贵涉猎,贵深思”“不贵强记,贵能解”。读书需抓住要领,反复研读,才能得其精髓。张之洞好学深思,他“童时读书,非获解不辍,篝灯思索,每至夜分,倦则伏案而睡,既醒复思,必得解乃已”。他从启蒙识字开始就渴求了解每一个字的含义,遇到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地方,必须研究清楚,直到弄懂为止,绝不一知半解,自以为是。

得其门径,事半功倍

读书治学需讲求效率,注重门径。张之洞主张“读书宜有门径”。他说:“泛滥无归,终身无得。得门而入,事半功倍。”古代典籍浩瀚广博,如庄子所言,“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!”书目提要乃读书之门径,若得其要,必事半功倍。倘若不得其门,虽多无用。

凡是一门学问,都有一堵墙隔着,必须设法找到门径,得门而入,才有可能看见该学问内容的富和美。子贡说:“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,不见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。”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,自古以来,就有许多人在努力探求和寻觅读书、治学的门径。张之洞认为读书“此事宜有师承,然师岂易得?书即师也。今为诸生指一良师,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读一过,即略知学问门径矣。”他认为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为读群书之门径。

为了给诸生好学者指明“应读何书,书以何本为善”,张之洞撰写了《书目答问》《輶轩语》两编,“开发初学,论卑易行,如能笃信而择用之,虽暂无师,必有所得矣”。《书目答问》共著录图书2200余种,设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书五部,下又分小类、子目若干,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、作者、通行易得本等,间有简明按语,指示读书门径。《輶轩语》包括《语行》《语学》《语文》三篇,分别讲如何德行谨厚、如何读书、如何作文。其中《语学》篇主要讲如何读经、读史、读诸子、读古人文集以及通论读书,对读书门径多所发挥。

忌分门户,不可偏废

做学问应消融门户之见,采纳众长。张之洞主张为学忌分门户,反对门户之争。他认为不惟汉宋两家不可偏废,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偏废,要破除各学派的门户之见,倡导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要求向西方学习,强调“以致用当务为贵”。

针对清代的汉学、宋学门户之争,张之洞在《輶轩语》中说:“近代学人大率两途,好读书者宗汉学,讲治心者宗宋学,逐末忘源,遂相诟病,大为恶习。”汉学与宋学应该互相补给,而不应该有门户之见。他还指出:“学术有门径,学人无党援。汉学,学也;宋学,亦学也;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,不必嗜甘而忌辛也。”“夫圣人之道,读书、治心,宜无偏废,理取相资”。汉学与宋学互有长短,学习者不应偏向一方。张之洞自幼接受过十几位塾师的教诲,学无常师,终成饱学之士。

不仅汉学与宋学不应偏废,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也要兼学。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中指出,“今日学者,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,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、九州之风土,涉猎子、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,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、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,斯有其益而无其害”。即以“中学”为本,“西学”为辅,“中学”“西学”不可偏废。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,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,要放在率先的地位,然后再学习“西学”中有用的东西,以补“中学”的不足。对任何学问都不应存在偏见,以“致用”为归。如西方先进的科技等,只要是有益的“西学”,就可以大胆地引进和学习,兼收并蓄,不拘门类。

经世致用,开明务实

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势,张之洞提出经世致用、开明务实的治学主张。他认为学贵实效,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,注重推广实学,应以治事、救世为要务,关注社会现实,力求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,以达到治国安民的实效。

为学尤其要注重经史根柢之学,掌握经典的精髓,用以治身心,更可用以经世。张之洞主张“读书宜读有用之书”,强调“读书期于明理,明理归于致用”,随时读书,随时穷理,心地清明,人品自然正直。从此贯通古今,推求人事,果能平日讲求,无论才识长短,大小必有实用。上者效用于国家,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。“若读书者,既不明理,又复无用,则亦不劳读书矣。”他强调一切学术,“要其终也,归于有用”。

学以躬行实践为主。作为务实的教育家,张之洞倡导务实致用,知行合一。针对当时的空疏学风和文风,他强调应该重实学,“崇实而黜华”,注重实际能力和实用知识的学习。他提倡“明习实务”以济实用。通过实业教育,旨在造就“扶持世教,利国利民”的经世之才。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,张之洞认为,欲强中国,必须要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,要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强自立服务。他强调读书治学不应只为了成为名臣名儒,更要为了富民富国,要有益于用,有益于国家和民族。(王晓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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