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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寸丹心图报国——田汉的精神求索

来源: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:2021-06-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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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、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,他也是了不起的诗人,还在电影、音乐、书法等领域颇有造诣。田汉的一生,不断追求光明,不断奋斗创造,不断探索前进。在他身后,留下了60余部话剧歌剧、20余部戏曲、2000余首诗歌。

少年诗心最是真

1898年,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山村,父亲为他取名寿昌。他家境清寒,不到十岁,父亲就病逝了,勤劳的母亲纺纱绩麻,节衣缩食,送他去读私塾,后来又送他去长沙读新式学堂。少年田汉的性格养成,深受母亲影响,他一生都乐观开朗,勤奋刻苦,有理想,有担当,有一种锲而不舍的“湖南牛”精神。

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,田汉开始接受新思想。他写了小戏曲《新教子》,希望以此说服母亲支持他参加革命。他还想参加学生军,奔赴战场。他与另外3个男孩相约改名,以“英雄怀汉”四字,各取一字给自己命名,以表达救国之志。田寿昌年龄最小,摊上一个“汉”字,从此更名田汉。

田汉自小聪慧,博闻强识,深得舅父易梅臣的喜爱。易梅臣在日本留学时,曾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有革命倾向和维新思想,把唯一的女儿易漱瑜许配给田汉,并资助他们一起赴日留学。易梅臣后来被湖南军阀杀害,这无疑更激发了田汉反抗黑暗、寻找光明的心志。

在日本留学期间,他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新知识,政治、军事、哲学、文化、艺术,凡是找得到的书,他都如饥似渴地读。他想研究甲午海战,探究这场让中华民族忍辱含羞的战争失败的原因;他从来不乏浪漫的激情与热烈的憧憬,也想当艺术批评家、画家、诗人。当然,最令他痴迷的还是戏剧,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易卜生,其原因如鲁迅在《摩罗诗力说》里所言,易卜生“愤世俗之昏迷,悲真理之匿耀”,敢于“死守真理,以拒庸愚”。他对当时的“新浪漫主义”艺术思潮心向往之,认为“新浪漫主义,是直接由旧浪漫主义的母胎产下来的,而他‘求真理’的着眼点不在天国,而在地上;不在梦中,而在现实;不在空想界,而在理想界”。

1919年,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。田汉积极参与筹备、组织“少年中国学会”,希冀以“少年诗心”的热忱与勇气来疗救社会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远大抱负,田汉在日本写成《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》(1919)、《诗人与劳动问题》(1920)、《新罗曼主义及其它》(1920)等多篇论文。

1922年,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回国。1924年,他们在上海办起文艺刊物《南国》半月刊,办刊宗旨很明确,即“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”。该刊由他们夫妻二人全权负责,“自己出钱印刷,自己校对,自己折叠,自己发行”。尽管因财力不足,《南国》落得个草草收场的结局,但田汉屡败屡战,从不气馁,他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,接管上海艺术大学,举办“艺术鱼龙会”,探索小剧场戏剧,以在野的,苦干、穷干的戏剧精神,高举自己的艺术旗帜。

田汉创办的艺术团体南国社,“不问学历,但取天才”,聚集起一帮“只是无产而不必有阶级觉悟”的人,跌不怕,骂不怕,穷不怕,以波西米亚的艺术精神,追求浪漫唯美的艺术理想。教师队伍里有徐悲鸿、洪深、欧阳予倩、徐志摩、唐槐秋、高百岁……学员队伍里有郑君里、吴作人、赵铭彝、陈白尘、俞珊……从1928年到1929年,田汉率领南国社先后在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无锡多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,创作了大量剧本,影响遍及全国。徐志摩撰文称赞:“南国的情调是诗的情调,南国的音容是诗的音容。”

从1924年1月创办《南国》半月刊到1930年9月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,田汉领导的南国戏剧活动历时6年有余。在整个20年代,田汉对中国现代剧坛的影响,盖无人匹敌。人们说,中国之有新戏剧,当自“南国”始。曹禺说,田汉“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”。

唯有葵花向日倾

1929年冬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上海文艺界开始筹组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。经蒋光慈邀请,田汉成为“左联”发起人之一。1930年2月,田汉与鲁迅、柔石、郁达夫等发起组织了“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”,田汉被选为执行委员。稍后,田汉出席了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成立大会,并发表即席演说,与鲁迅、夏衍、冯乃超、钱杏邨、郑伯奇、洪灵菲一道当选为“左联”常务委员。

1930年4月,田汉发表了著名的《我们的自己批判》,宣告了他在社会思想和艺术主张乃至人生目标的“转向”。按照田汉的说法,“转向”就是“转换一个新的方向”,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战线。他要清算“过去的南国”的“热情多于卓识,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”的倾向,抛弃“雾笼罩得太深”的“小资产阶级底感伤的颓废”。

1931年1月,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,田汉当选为执行委员,实际上主持左翼剧联工作。1932年春,坚决要求入党的田汉,经党组织的考察,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,入党监誓人是瞿秋白。入党后,田汉进入地下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,负责开展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运动。田汉依照党的精神,积极组建与指导专业、业余戏剧团体,大道剧社、蓝衣剧社、五月花剧社与春秋剧社的演剧活动,都凝结着田汉的心血与汗水。在其创作的短剧《一致》中,他开始“以一定的意识目的,从事艺术之创作与传播”,表现了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:“世界快翻转了!暴君快要倒了!大家都起来!被压迫的人们,集合起来,一致打倒我们的敌人,一致建设新的理想,新的光明,光明是从地底下来的!”他的“转向”,令他自己信心倍增,也得到了左翼文艺家的肯定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革命戏剧、无产阶级戏剧迅速崛起,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,国民党特务开始镇压左翼戏剧,杀害进步的文艺工作者。1930年9月的一天,南国社被查封,特务搜走了演出《卡门》时使用的道具刀、枪,部分演员被捕入狱。曾在《卡门》里扮演斗牛士的演员宗晖(谢炜棨),在南国社被封后遭特务诱捕,1930年10月19日,年仅16岁的他在南京雨花台惨遭杀害。

1935年,田汉也被捕入狱。残酷打击,血雨腥风,反而让田汉更加义无反顾,投身革命。

慷慨颂歌民族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民族危机加剧。此后田汉创作了《梅雨》(1931)、《乱钟》(1932)、《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》(1932)、《扬子江暴风雨》(1934)、《风云儿女》(1934)、《回春之曲》(1935)等剧本,戏剧主题中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明显增强。

在独幕剧《梅雨》中,田汉表现了工人在工厂主的残酷压迫下,于痛苦中逐渐觉醒的过程。另一独幕剧《乱钟》表现九一八事变中,一群东北大学生紧急鸣钟、投笔从戎的英勇行动,同时鞭挞了国民党政府“不抵抗主义”的投降行径。

《回春之曲》描写一位南洋爱国青年高维汉,虽身在南洋却心系中华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他告别心爱的姑娘梅娘,回国参加抗战。在战斗中,他英勇负伤,誓死抗敌,一度失忆,在恋人梅娘的精心关照下,他清醒过来,发现铁蹄下的国人苟且偷生,高维汉愤怒高呼:“不能让中国军人的血白流!”抗敌救国一直是田汉的生命意志。

1934年,田汉看到上海码头上运送着日本的货物,他特别气愤,他知道里面装着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。为此他写了歌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,聂耳在剧中创作了《大路歌》《码头工人歌》《卖报歌》等多首歌曲,还扮演了剧中的码头工人。剧中有这样的话语:“这是中国人民的颈上还带着巨大锁链的时候;这是扬子江水面还横行着帝国主义强盗的时候”,“我们不做亡国奴,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!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,把强盗们都赶尽!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,向着自由的路,前进!”其思想内涵和鲜明意象已经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近似。在同年,田汉为电影《桃李劫》写了主题曲《毕业歌》的歌词:“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听吧!满耳是大众的嗟伤。看吧!一年年国土的沦丧……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……”

1934年年底,田汉开始创作剧本《风云儿女》。剧中,爱国诗人辛白华和他的好友梁质甫从东北沦陷区来到上海,在亭子间里遇到邻居阿凤母女,他们经历了一番人生的漂泊和感情的纠葛之后,阿凤成为歌女,梁质甫牺牲于战场。曾经要创作长诗《万里长城》的诗人辛白华,终于摆脱爱情的束缚,毅然走上战场。田汉准备以长城为背景创作主题歌。后来田汉被捕,剧本留在夏衍手上。之前与田汉有过多次合作的聂耳找到夏衍,要求为《风云儿女》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曲。夏衍见聂耳态度坚决,便将田汉的诗交给他。一首伟大的歌曲由此诞生,而这也是田汉与聂耳的最后一次合作。

1938年12月,田汉为湘剧抗敌宣传队题词:“演员四亿人,战线一万里。全球作观众,看我大史戏。”无敌的勇气、乐观的豪气、超绝的志气,既是田汉旺盛生命力的体现,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往无前、所向披靡宏伟气势的体现。

1948年,田汉受党组织的委托,潜回北平做文化人的挽留工作,他曾对友人说,“天就要亮了,‘我们’就要回来了。”

1949年9月,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定为国歌。从此,民族奋进的旋律长久地响彻中华大地。(宋宝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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