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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玉章:立身语言文字事 救国图强一片心

来源: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:2021-06-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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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玉章(1878—1966),四川荣县人。革命家、教育家、历史学家、语言文字学家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延安大学校长、华北大学校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。著有《辛亥革命》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《中国历史教程绪论》《文字改革文集》等。

吴玉章一生起伏跌宕,充满传奇。他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,始终致力于革命斗争,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。吴玉章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,尤其在语言文字学、历史学、教育学等方面著述颇丰,他的学术著作、治学理念、教育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走上革命道路

吴玉章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,但他寻找光明的道路却是艰难曲折的。1892年,14岁的吴玉章到成都尊经书院求学,与同学游览武侯祠、杜甫草堂等名胜古迹时,时常联想到国家的危急存亡。清朝末年腐败的学政,断送了吴玉章读书求学的前程,他不得不弃学回家。甲午战争后签订的《马关条约》,使他痛心疾首,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,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。后来,受康梁的影响,他决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斗士。戊戌变法失败的现实,让吴玉章苦闷地领悟到,在中国改良是行不通的,必须寻找新路。1903年3月,吴玉章变卖田产,辞别妻儿,东渡日本,希望一边留学一边寻求救国之路。在日本,他接触到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,深以为然,随即加入了同盟会,修正了救国图存的方向。遗憾的是,他和同盟会的同人为推翻清朝所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。1911年,武昌起义爆发,辛亥革命的烈火席卷全国。回忆这段历史,吴玉章说:“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,无过于此。”然而,由于历史的局限性,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终以失败告终。在救国之路上再次陷入迷茫的吴玉章,不得不踏上了远赴法国的轮船。为了寻找革命真理,1914年他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,同时积极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。再次回到祖国时,他仍在不断地寻找革命的曙光。1925年4月,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他曾深情总结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:“我入党时,已经47岁。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。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,而焦虑,而奔走,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。但是,找了将近30年,经过失败,胜利,再失败,直到十月革命,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,我才找到了真理,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。我所经历的途程是多么漫长,多么艰难啊!”

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,吴玉章奋不顾身,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与此同时,吴玉章一生酷爱学习,坚持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,在教育、历史、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建树颇丰。1929年,吴玉章初到莫斯科时,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。年过半百的他,克服记忆力下降、口齿不如年轻人灵活等重重困难,争分夺秒,朝读夕温,硬是啃下一本本俄语教材,一年后顺利通过了俄语听说读写的难关。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,他都坚持学习,坚持著书立说,成为革命队伍中著名的学者。同时,学术也是他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,是他救国救民的思想利器。在中共党史上,吴玉章与董必武、谢觉哉、林伯渠、徐特立并称为“延安五老”。他们同属“辛亥”一代知识分子,后来都积极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,“延安五老”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,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。他们术业有专攻,故而能更加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各自领域。其中,吴玉章在历史学、语言文字学领域成果丰硕。在历史学方面,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,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,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,他将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字改革上。

推动汉字简化

吴玉章为什么对汉字改革如此积极并矢志不渝?因为在他看来,汉字改革不仅是简单的文字变化,而且是昌明教育、发展科技、振兴国家的基础,是他实现爱国、报国、强国理想的必经之路。

吴玉章始终把普及教育、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作为文字改革的重要目标。“我已经八十岁了,从小习用汉字,如果单为个人,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,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,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,为它奋斗到底。”吴玉章在195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说。这样厚重温暖的胸怀,来自身为知识分子的担当,来自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爱。简化汉字并且给新中国的教育、科学、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,我们今天仍在使用。但随着历史烟尘的渐渐远去,很多人对汉字的误解却在加深。我们回忆和缅怀吴玉章参与文字改革的历程,可以揭开历史真相,也可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字的认识,对简化汉字正本清源。

20世纪上半叶,中国的文盲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%以上。吴玉章深刻认识到,绝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状况,严重影响到文化的普及,而造成文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字繁难。鲁迅小说《孔乙己》中有讽刺小知识分子对“异体字”自鸣得意的情节,“回字有四样写法,你知道么?”一字多形,给普通民众识字造成了不少困难和障碍。所以早在明清时期,一些文人学士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简体字,并出现了关于简化字的言论、文章和著作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,与国语罗马字母运动兴起同时,简化字也得到了发展。1920年,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文章,提倡简化字。吴玉章经常和林伯渠等同志研讨中国文字改革的途径与方案,并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,于1930年撰写《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本》。他结合外国文字改革的经验,认识到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。
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国文盲人口占大多数的现状较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实质性改变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,中国多次开展扫盲运动,就是为了解决识字问题。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讲过一个故事,他小时候总是无法把繁体字“雞”完全写进纸上的小格子里,以至于“恨屋及乌”,见到鸡就追着打。汉字简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汉字的繁难程度,对识字教学提供了帮助。有人在扫盲班同时用简化字和繁体字进行扫盲试验,结果是用简化字扫盲比用繁体字扫盲效率高20%左右。那时,北京开设了很多识字班,有工厂办的、学校办的,也有文化馆办的。第六文化馆速成识字班有个姑娘叫李瑞英,上扫盲识字班每天突击一百多个生字。她平时兜里总带着粉笔、书本,走路时念,吃饭时写,每天认字到深夜两三点钟。三个月后,她学会了2000个字,能读书、写信了,被评为学习模范。这足见简化字在扫盲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研究表明,在识字教学中,简化字比繁体字的效率要高15%左右,而在书写方面则要高出40%以上。在中国普及教育,必须以识字教育为前提,一个文盲是无法谈及数学、物理等基础教育的。因此,普及文化教育的效果与识字教育的广度、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,识字教育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教育事业发展、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。吴玉章从旧中国艰难走出来,对提升国家教育水平、科技能力有着刻不容缓的紧迫感。进行汉字改革,是他毕生的学术理想和追求,这种理想和追求来自于他为国家、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。

探索汉语拼音

汉语拼音如今在语文教育、国际中文教育、计算机应用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人们使用汉语拼音如同使用汉字一样驾轻就熟,以至于不会想到它经历的历史风霜和千磨万难。当初吴玉章等学者探索汉语拼音之路,制定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。单就使用拉丁字母而言,在当时就曾饱受质疑,遇到了很大阻力。吴玉章说:“有些人认为拉丁字母好是好,但不是我们中国创造的,因此听说要用它来拼写我们的汉语,心里总是有点别扭。”他当时能站在历史、世界和未来的高度,力主采用普遍通行的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,而不是罗马字母、斯拉夫字母等,在今天看来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

汉语拼音在助力汉字扫盲、提高教育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大量实验表明,只要掌握了26个字母和拼音方法,就可以利用拼音来学习汉字,进而可以阅读汉字和拼音对照的读物,从而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。当时山东平原县的王美荣是一个有四岁孩子的母亲,花了9天时间,突击学会了1500字,大家称她为“识字女状元”。过了几个月,“回生”了600多字,后来她用八九天时间学会了拼音,不仅把全部“回生”的字“回熟”了,还能够看注音读物,并通过拼音学习新字,解决了阅读中的“拦路虎”。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公布后,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%一下子下降到了52%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、读书看报的热潮。在推广汉语拼音的实践中,吴玉章始终奋战在第一线,身体力行地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。20世纪50年代,他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选择几个班作为汉语拼音的“试验田”,让班上的孩子们试学。他亲自到幼儿园听孩子们读书,检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效果。1960年,他不顾年事已高,到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农村考察,恰逢北风呼啸、雪花纷飞的天气,他手拿拐杖,耐心询问农民们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,直到黄昏才返回驻地。在他的努力下,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在群众中试教、试学、试用,逐步推行了起来。

如今,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“拐棍”和“抓手”,以学习汉语口语为主的外国人很多是借助汉语拼音来完成学习的,这正得益于当时采用的拉丁字母方案。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进程中,汉语拼音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,这是当初吴玉章等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。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、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,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。汉字和汉语拼音正是这样一把金钥匙。

做学问老老实实

1940年,吴玉章在《六十自述》一文中回顾了自己从小不偷懒、不苟且、不半途而废,坚韧、忍耐的做事风格。他认为,学问来源于刻苦、用功,做学问必须老老实实,这是吴玉章一生秉持的治学态度。

他对汉字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学术风格。汉字研究是一项非常艰难琐碎的事情,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,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几千个常用汉字,要把每个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,要搜集历朝历代的民间俗字、手抄本用字、生活用字等。在从事艰苦卓绝革命工作的同时,在对敌斗争面临生死考验的时期,在物质条件匮乏、缺少参考资料的环境下,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。他为了求证一个字的来龙去脉,常常熬几个通宵。写出《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》后,他竟然瘦了十几斤。

他对文字改革的态度和认识是实事求是的,他指出:“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替汉字,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,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,也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。”吴玉章认为,科学的研究必须敢于打破旧的东西,创造新的东西。

坚持独立思考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吴玉章严谨治学的重要方法。在文字改革的实践中,他很注意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,如在延安开展新文字运动时,他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,便在1941年12月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的报告《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》中指出了关门主义、宗派主义、主观主义的问题。为了进一步消除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之间过去造成的隔阂,他在1950年2月为黎锦熙著《国语新文字论》作了这样的题词:“加深对于方案的研究,把国语罗马字、拉丁化新文字和其他改革方案的优点都吸收过来,把它们的缺点都去掉,以便求得一个完善的方案。”后来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就是按照这一精神制定的。

新中国百废待兴。吴玉章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,毅然投身教育事业,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。在党中央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时,德高望重的吴玉章被任命为首任校长。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,亲自奔波筹措校舍、准备招生开学。1950年10月3日,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,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。吴玉章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理想前途教育,要求青年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,因为“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,是关系到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”。吴玉章认为:“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,立大志;其次要度衡量力,决心为国家、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;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。”他不仅要求每一个青年都应该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树立远大志向,并且应始终不渝地为之奋斗。“能够献身于自己祖国的事业,为实现理想而斗争,这是最光荣不过的事情了。”“人生在世,事业为重。一息尚存,绝不松劲。东风得势,时代更新,趁此机,奋勇前进。”

早年,吴玉章在赴日本途中写过这样一首诗:“不辞艰险出夔门,救国图强一片心。莫谓东方皆落后,亚洲崛起有黄人。”多年后,毛泽东对吴玉章有过这样的评价: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,不做坏事,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,一贯地有益于青年,一贯地有益于革命,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,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!”不辞艰险、救国图强,吴玉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;一辈子做好事、不做坏事,吴玉章始终初心未改。

(作者:潘晨婧,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中文教育教研室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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